第一次聽說外資要惡意收購中國國企

　　主持人：從去年開始，特別是今年3月召開的兩會期間，中國企業界、學界、政界的部分人士紛紛主張：必須防止外資惡意收購中國國企。卡特彼勒是否聽到了這種主張？你如何評價公司在華正在開展的并購行為？

　　樂文禮：實事求是地說，我確是第一次聽到中國有人主張防范外資惡意收購中國國企。在工程機械產品中，卡特彼勒比競爭對手提供更多元化、更寬泛的產品和服務，這決定了我們同中國同行的合作將是長期、深入、多層面的。而合作的方式可能是獨資新建、合資建廠或直接收購合作伙伴的股權。至于具體采取哪種方式，要一事一議。

　　例如：幾年前，當我們看到中國輪式裝載機制造產業將大發展時，中國有一定規模的輪式裝載機制造企業已超過100多家。所以，如果我們當時新建一個制造基地的話，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最后進入者，并為這個擁擠不堪的市場增加更多的競爭。這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并且也不符合中國工業發展的最佳利益。所以，后來我們收購了一家同行業有實力的企業，以達到我們的既定目標。

　　而如果從中方的角度考慮，有些企業被我們收購也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通過與我們的合作，他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技術、更好的品牌、更有效率的管理方法。而且，被我們收購就是加入了卡特彼勒在全球統一實行的商業模式中，被收購企業可以在融資、產品銷售、出口等方面，獲得更多的便利和實惠。

　　所以，當聽說中國有人以“惡意收購”為名反對外資收購中國國企時，我感到很驚訝。“收購”只是個經濟術語，而并非誰吃掉誰。

　　主持人：其實，你可能誤解了當前國內部分人士反對外資收購國企的表態。所謂的“惡意收購”完全是在國企改制的過程中，由于出現了種種怪現象而提出的。比如：國企被賤賣、大量職工面臨下崗等。有些交易，即使外資主觀上并非惡意，但在客觀上，卻對中國相關產業形成了“壓迫感”。

　　樂文禮：我明白你的意思。中國當前的國企改革面臨著許多現實的困難，而外資此時進入，可能使很多潛在的矛盾過早地表面化了。其實，任何一家外資收購方都不愿看到被收購企業或其所在的地方，在收購交易發生后，出現什么不安定因素。

　　另外，我能理解你提到的“壓迫感”，但我想如果你具體了解收購交易能給被收購方帶來什么的話，這種“壓迫感”就會蕩然無存。

　　比如：收購山工(山東工程機械公司)股權是我們在華的一個經典案例。卡特彼勒是一個戰略投資者而非金融投資者。雙方為此事談了三年多，彼此都非常謹慎。通過協議，我們收購了山工40%的股權，同時，我們給山工提供大量有價值的培訓，使他們的技術人員有機會了解世界最先進的技術。此外，我們還將卡特彼勒全球統一的六希格瑪管理方法引入山工，加速將其改造為同行業中有絕對競爭力的企業。通過與我們的合作，你說，山工還會有“壓迫感”嗎？

　　主持人：表面上看，包括山工在內的被外資收購的中國國企得到了一些實惠，但有識之士仍擔心，卡特彼勒進入中國不僅僅是為了占領市場，而是為了把整個中國機械工業行業納入其全球產業鏈的末端，以降低其生產成本。這樣一來，中國的機械工業將扮演一個悲劇角色，在透支市場與資源的同時，只得到了可憐的加工利潤。

　　樂文禮：中國有句成語講得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將中國機械工業置于我們全球產業鏈末端的說法，只是部分人的一家之言。而且，這與我們在華多年的實際行動，相去甚遠。

　　這些年，卡特彼勒確實通過在華的合作伙伴大大提升了自身價值，但同時，我們也拿出很多新技術，提供了更優質的服務，這些都大大幫助了我們的合作伙伴和中國客戶，并有益于中國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雙贏的結果，絕不是我們單方面獲得的“暴利”。

　　另外，我們也不可能同中國機械行業中的所有公司進行合作，一不現實，二在法律上也不允許，有壟斷之嫌。因此，也就不存在將中國機械工業置于什么末端的問題。我想，說這些話的人，要不對我們的情況太不了解，要不就是危言聳聽。

　　技術仍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主持人：在外資與中國國企的股權交易中，國企不可能沒有絲毫的獲益。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獲益與中國國企幾十年積累的資產、市場份額相比，孰輕孰重？我想，至少有兩點，反對外資收購的人非常關心，即：收購的價格和被收購國企所獲專有技術的多少。

　　樂文禮：你講的問題非常具體。事實上，我們進行任何事關收購的商業談判時，這兩個問題都非談不可，且經常久談不下。但我想，之所以能達成協議，雙方一定對相關條款至少可以認可，至于是否滿意，還要看后期的執行效果。

　　收購價格和技術轉讓的問題是個性化的，脫離具體的交易很難抽象出一般的規律。我們在同中國企業談判時，也接觸到許多不同的觀點，但對卡特彼勒來說，我們在這兩個問題面前，首先要考慮我們的全球整體利益。

　　這里，我想強調一個綜合效益的問題。有些企業同我們合作并不能在短時間內達到最佳經濟利益，但由于在從我們這里獲得了品牌、技術、培訓、銷售、出口、物流等多方面的利益，他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我們。因為與我們合作有長期的、綜合的效益。總之，雙方都是從商業角度來判斷合作效益的。在這方面，任何一方不可能凌駕于對方之上。

　　主持人：我同意你講的商業原則問題，但在外資綜合實力明顯強于中國同行業國企時，商業原則也就失去了本來意義，因為，擺在中國國企面前的現實困難是，如果不出讓股權，可能未來的日子更難過。所以我想，如果國企轉讓的價格更高一些，得到的先進技術更多一些，對于中國相關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將大有裨益。

　　樂文禮：我明白你想知道的是什么，你也許認為我在回避你。其實，一個現實問題使我們在進行相關技術轉讓時，需要分階段進行，那就是我們在中國的合作伙伴與我們，在合作的同一個產品上，完全處于不同的技術水平。

　　比如液壓挖掘機，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已堪稱世界一流。而有些我們領先的技術卻在中國找不到相關的應用市場，這是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我們在向中國引進先進技術時，關鍵是考慮中國市場的真正需求，我們不會向中國輸出沒有市場的技術。

　　這里我還是要強調技術轉讓的關鍵是引進技術的市場能不能接納和吸收技術，而不是技術擁有方的強勢與保守。

　　另外，除了直接的技術引進之外，我們所做的針對中國同行的技術培訓工作，也是廣義的技術引進。當時，中國十二大國企中，前后有幾百人赴美接受培訓，這一培訓計劃持續了幾年時間，效果很好。以至于目前，我們在華許多合作伙伴的高層，就是當年在美接受培訓的中國工程師。

　　主持人：我理解你說的市場需求決定技術引進水平的含義。那么，僅就引進的某一技術來說，它的先進性到底如何？對于引進的技術，中方的使用是否又受到了種種限制？

　　樂文禮：我們目前已在青島、徐州建立了技術研發中心，中心研發的技術，僅供我們在華合作伙伴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卡特彼勒的技術確實是我們競爭中的利器，我們以此打敗競爭對手。所以，技術對于我們具有最高價值。當然只要是我們的合作伙伴，我們就會授權他們使用我們的技術。

作者：崔毅 來源：中國經營報